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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密切干群关系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经验与启示
发布日期:2015-09-28   来源:常州工学院 浏览次数:  字号:〖
 

  摘  要:新时期,密切干群关系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是破除利益铁藩篱、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要求,是追求人民幸福、实现中国梦的内在要求,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根本要求。多年来,常州市在密切干群关系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方面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形成了卓有成效的经验和特色:深入百姓人家,体察社情民意;真情沟通服务,实现作风转变;畅通利益表达,倾力解决难题;提升干部素质,注重实干惠民;扩大公众参与,推进基层自治。常州经验的现实启示是: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必须从实现权力运行透明化、利益表达畅通化、权益保障制度化、干群互信常态化等方面着手,密切干群关系化解基层社会矛盾,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着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关键词:密切干群关系  化解基层社会矛盾  常州经验  现实启示
  改革开放30年多以来,我国经历着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转型,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与此同时,社会急剧转型与经济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诸多社会矛盾。基层是我们党执政大厦的根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干群关系是关键。一个地区如果干群关系密切,基层社会矛盾化解效果就相对较好,社会就趋于和谐稳定。多年来,常州市广大党员干部注重机关作风转变,主动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了解民情民意、破解发展难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不断提升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指数,形成了值得推广借鉴的常州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一、密切干群关系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现实背景
  新时期,群众的构成和利益诉求趋于多元化,干部队伍也有新变化,群众对党员干部的感情由感情认同转变为利益认同、法理认同,我们的党由革命党转变为长期执政的党,面临“四大危险”、“四大考验”。在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今天,密切干群关系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具有实践必要性和现实紧迫性。
  (一)新时期干群关系基础的新变化
  新时期群众发生了变化。从群众方面来讲,群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群众构成多元化。改革开放36年后的今天,由于收入差距拉大,群众表现为不同的利益主体,既有工人、农民、公务员,也有私营企业主、个体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等新的社会阶层,还出现了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城乡贫困人口等生活困难群体。二是利益诉求多元化。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不断推进和互联网对信息公开与群众话语权扩大的推动,群众的利益诉求多种多样,既有经济利益诉求,也有政治权利、民主权利的诉求,维权意识也明显增强。三是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认同发生变化。现在的群众对党的认同已经从原来的感情认同、感恩性的认同转变成了利益认同和法理型的认同。
  新时期党员干部发生了变化。在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前,干群关系更多的是革命同志关系、上下级领导关系,其意识形态性、政治性和感情性较强。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社会利益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干部代表和维护群众利益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艰巨。大多数干部能够适应新情况,多措并举为人民谋利益,但也有少数干部存在问题,对群众的实际困难和利益诉求不闻不问、漠不关心,有的甚至把个人利益凌驾于人民群众的利益之上,在具体利益上与民争利等,这些都极大地损害了干群关系。部分基层党员在群众中威信不高,先进模范作用不明显,联系带动群众的意识和能力不强。
  新时期党执政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与革命战争年代、执政初期、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现阶段的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革命时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建国初期一穷二白,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党的目标任务比较单一,将党的目标与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和诉求统一起来相对容易,比较容易实现社会稳定。改革开放36年来,人民的生活水平整体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收入差距持续扩大,2013年的基尼系数是0.473,远远高于国际警戒线0.4。贫富分化从而使得一些基层群众心理上产生“相对剥夺感”,导致不同主体之间出现更多的矛盾和冲突。过去的老办法“用起来不灵、动起来不行”,因此干群关系,尤其是基层干群关系面临到巨大挑战。
  (二)新时期基层干群关系的新问题
  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最容易犯的错误也是脱离群众。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前有一个最大的政治优势——密切联系群众。早在七大的时候,毛泽东就说了:我们党有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是有三大作风。三大作风之一是密切联系群众。但是,最大政治优势在执政之后就变了,变成了最大危险。其实,邓小平同志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深刻地指出:执政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大大增加。党员干部脱离群众表现在意识上是群众意识淡薄,表现在行为上是群众工作方法过于简单,表现在结果上就是干群关系疏远、干群矛盾冲突频发。
  少数干部宗旨意识淡薄。要有群众意识,就是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但是由于长期执政,一些党员干部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发生角色错位,由“公仆”变为“主人”,表现在思想意识上就是,对群众感情不深,群众观念淡薄,宗旨意识不强,不相信群众,对群众呼声置若罔闻,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对群众利益麻木不仁。以强力压制群众,尽管一时可能控制局面,但群众的怨愤却长时间难以化解,一旦遇事必然激起更大的反弹,直至暴力冲突,官民对峙。[1]少数干部有了权力就变成了凌驾于群众之上的“大人”,从公仆变为“父母”,视主人为“子民”,这种角色错位一旦导致主人和公仆之间的关系颠倒,权力就异化了,为人民服务更无从谈起。
  少数干部群众工作方法简单。基层干部具体负责从中央到地方的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掌握着直接向群众分配资源的权力,面对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一些党员干部认同“父母官”之说,就有潜移默化形成家长作风和官僚习气的可能。在工作上,作风不民主、不扎实,习惯于发号施令,不善于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从群众中汲取智慧;一些地方和部门只重视抓经济工作,不重视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方法简单,不善于用新的办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依法办事的本领不强,不能取得群众认同和信任。群众上访反映的八大焦点问题之一 “三农”问题,主要是反映乡村基层干部作风粗暴、干群矛盾突出。
  基层社会干群矛盾凸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国家权力对社会和个人的干预日益减少,人民群众的自我意识逐渐增强,过去在强大政治压力下处于隐性状态的人民对物质和文化的追求呈现出多样化、明朗化和合法化。这使不同阶层的人民群众的内部矛盾更容易以公开的方式显露出来,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之间的矛盾从隐性走向了正常的公开状态。基层干群关系日益紧张,再加上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协调机制不完善,社会预警机制不灵敏,导致一些干群矛盾不能及时被发现和处理,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突然爆发,结果是“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形成群体性突发事件。
  (三)密切干群关系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时代要求
  破除利益铁藩篱、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要求。当前,我们的改革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改革经过三十多年,已进入了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2]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躲不开也绕不过。诸如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腐败现象严重、社会阶层固化、环境污染恶化等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影响着社会发展进步、和谐稳定。同时,随着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协调各方面利益和达成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的难度加大;改革越来越触及现有利益格局,涉及深层次利益调整的重大改革阻力较大;经济社会双重转型的压力,思想观念多元多样的碰撞,让深化改革的脚步面临新的重重羁绊。[3]
  追求人民幸福、实现中国梦的内在要求。时下,响彻神州的“中国梦”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光荣与梦想。实现人民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懈的价值追求。中国梦的提出,回应了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新期待,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执政理念。实现人民幸福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4]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实质就是为人民服务,就是要把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造福人民,谋求人民的福祉。“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共产党人最反对空谈,强调实干、注重落实。”[5]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根本要求。自2013年6月开始为期一年多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新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是顺应群众期盼、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大部署。党群干群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既是外在的互动关系,又是内在的共鸣关系。干群关系越往基层情况越不容乐观。从信访工作来看,近年来越级上访事件越来越多群众信访上升幅度呈“倒金字塔”型,越级上访表明群众更相信上级党政领导。贪污腐败的大案要案只是使干部的整体形象不好,直接影响干群关系的还是在基层,与普通群众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一些事件。一些地方的农民说中央政策是好的,到下面就走样了,甚至有人调侃说:“上面政策很好,下面政策好狠。”[6]基层干部要时刻倾听群众的呼声、回应群众的期待,及时解决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使得基层广大人民群众直接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
  二、常州市密切干群关系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主要经验
  对常州而言,做好群众工作密切干群关系、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是维护和谐稳定的现实需要,更是凝聚发展合力、推进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建设“幸福常州”的重要前提。经过多年的努力,常州市在密切干群关系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方面,形成了卓有成效的经验和特色。
  (一)深入百姓人家,体察社情民意
  党员干部把根扎在群众家,才能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心窝里。常州各辖区通过建立领导负责制、分级督查制和定期回访制,让领导干部真下去、常下去。常州市武进区、金坛市实施民情日记簿、勤政廉政簿“双簿”制考核机制,引导党员干部身入基层、心到群众。多年来,记“民情日记”已经成为常州基层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服务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重要工作方式。2011年入选“中国好人榜”之“敬业奉献好人榜”的金坛市朱林镇黄金村党总支书记严清华服从组织安排,从交通部门到茅山老区省级贫困村黄金村任职,12年间他一心一意为群众办实事,记下民情日记300余万字。[7]民情日记直接能提升了群众的依靠感、安全感和信任感,主要在于它有助于基层干部深入了解民愿、民情、有针对性地解民困、排民忧、化矛盾。
  武进区湖塘镇“党员干部进万家”3年不断线。历时近3年,1.18万人次党员干部深入96400多户居民家中走访,群众反映的7300多条各类问题和意见建议得到协调解决。2014年,湖塘镇经验在全区推广,武进区启动了“党员干部进万家”活动,全区逾5000名镇村党员干部“进村入户”,从解决走访对象最急、最盼、最难、最怨的问题入手,有针对性地为走访对象办实事。2014年3月,常州市启动“党员义工365”活动,动员全市28万党员带头做义工,弘扬志愿精神,推动服务型党组织建设。[8]常州市对“党员义工365”活动进行了制度设计,对党员义工服务进行网格化管理。
  (二)真情沟通服务,实现作风转变
  为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沟通、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转变机关作风,从2004年开始,常州市积极探索电台直播、电视录播、网络视频、报纸报道“四轮驱动”的多媒体传播途径,紧紧围绕全市改革发展的重点、市民百姓关注的热点、机关作风建设的薄弱点安排每期每档节目,逐渐成为了联系广大百姓、解决群众诉求、赢得市民信任的“活力热线”,打造“替百姓说话办事,为政府分忧解难”的立体化“政风热线”工作平台,取得了明显成效。
  网络时代,常州市积极利用新媒体的便利条件,开展与网民互动。自2008年11月起,在全国地级市中首个开辟 “市长与网民”通道,被人民日报称为政府与市民网上良性互动的“常州现象”。2010年年6月,常州市建立了网络发言人制度,并开始筹建“常州市网络发言人”网站,回复网民关切问题、网络新闻发布、开展网络视频访谈等互动交流。一些执法部门也顺应时代要求,积极构建网络平台,及时掌握网民的诉求、听取网民的意见、加强与网民的沟通。“平安常州”微博在全国政府官方微博中排名第22位、全省地级市公安微博排名第1位,成为全国“十大公安机关网络影响力微博”。
  常州市农村基层党组织也因地制宜地加强与群众的真情沟通、提升服务群众的效率。常州市金坛方边村亮出“金名片”,架起干群“连心桥”。[9]“金名片”拉近了干群关系,缩短了服务距离,增进了相互理解与友情,群众足不出户就把问题解决。“金名片”的内涵在不断深化,无论是农业生产、花卉苗木种植、河蟹养殖技术,还是土地矛盾、邻里或家庭纠纷调解等,村民只要拔通“金名片”上的电话,村委立即派出村干部,并邀请农技专家、法律顾问等为他们提供“金牌服务”。
  (三)畅通利益表达,倾力解决难题
  广大基层党员干部把民情作为第一信号,把服务群众作为第一追求,成为群众冷暖的知心人,群众权益的维护者。常州市天宁区天宁街道陶沙巷社区为“查民情、晓民意、解民难、排民忧、聚民心、凝民力”为宗旨,开通“一站式” “民情流水线”,主要包括八个方面:记好民情日记、建立民情信箱、开通民情热线、建立民情接待日、编织民情服务网、建立民情信息服务队、进行民情走访、公布社区网址和电子邮箱。钟楼区永红街道推行“五民工作法”,要求社区干部记好民情日记、设立民情信箱、开通民情热线、聘请民情联络员、设立民情恳谈室。十八大以来,溧阳为保护村干部勤廉履职、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开展了以“巡讲、巡展、巡查、巡谈、巡访”为主要内容的“五巡制”工作方法。
  常州市积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建立健全利益协调、诉求表达、矛盾调处、权益保障、应急处置的新机制。自2010年以来,常州市中级法院积极实践“诉讼服务,司法便民”服务品牌,以“诉讼服务中心”为平台,通过提供便利快捷、优质高效的“一站式”全方位司法服务,赢得了群众的好评。自2009年3月起,常州开展“百名法官进百企”活动,主动送法上门,是常州司法、公安、检察院三部门合力打造“法律服务平台”中的一项具体举措。[10]
  信访工作是联系群众的“天然渠道”,常州市拓展信访渠道,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常州市建立接待工作“一站式”进行、群众来访“一条龙”服务、信访事项“一体化”调处、解决问题“一竿子插到底”的信访工作机制。开展“领导干部大接访”活动,采取定点接访、重点约访、专题接访、带案下访和领导包案等方式。将12345市长公开电话受理中心升级拓展成为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作为政府服务的新载体,实行的是一个号码对外、两级平台联动、众多部门合作的服务模式。
  (四)提升干部素质,注重实干惠民
  常州市注重党员干部的为官之德考察。天宁区推行干部“德”分制。科学制定指标体系,让“德”的考核更加具体化。[11]在测评指标的确定中,采用原则定性与细则定量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历年群众满意度测评情况及各类干部监督管理渠道反馈信息,摸排全区干部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结合历年机关作风建设督查中发现的重点问题,将干部德的反向测评量化,分为政治品德、工作能力、作风效能、品德修养等4大类21个反向测评项目,并分为严重、一般、偶尔、没有四个选项。2012年,全区共在考察环节中发放德的反向测评表5600多份,为全区300余名干部建立了“德”分数据库。
  常州市注重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提升。近年来,湖塘镇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密切联系群众的关键环节,与群众面对面坐下来,一起出点子、想办法、解难题,既及时解决了群众的实际困难,又充分发挥了群众的智慧,提升了干部的能力,凝聚了发展的合力。湖塘镇党员干部通过联系群众向下扎根,不仅感知了百姓疾苦、化解了群众难题、优化了政策决策,还以此为契机,全面提升了自身的“五种能力”。2014年以来,常州市钟楼区新闸街道精心打造升级版干部讲坛,通过全员参与、专场专题的形式,把“讲”、“学”、“用”有机结合,以讲促学,以学促用,充分激发干部职工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为街村两级干部“提能增智”提供了重要平台。
  常州市注重党员干部的政绩考核改革。2014年1月,常州市对全市700多名县处级领导干部集中组织实施年度考核,用“十分制”量化测评干部实绩。参评者根据人选的一贯表现,综合考虑,权衡轻重,按1-10分进行量化测评,从而使测评对象区分度更加精准、清晰。在全面了解年轻干部工作分工和目标任务的基础上,由组织部门和派出单位联合组建考察组,深入到工作推进一线,尤其是最能反映考察对象实绩的工作现场,多角度考量、多维度分析,全面掌握考察对象的现实表现、工作业绩,用实绩客观评判干部优劣,真正体现“注重实绩、崇尚实干”的导向。
  (五)扩大公众参与,推进基层自治
  常州全面推进基层自治,扩大群众的民主权利。溧阳市积极探索建立科学规范的民主决策流程,形成了一套从“民主提案、民主议事、民主表决、决策实施、决策监督”的村级民主“五步工作法”,切实提高了民主决策的质量和效果。近年来,溧阳市先后对满意度测评较好的620多名村干部进行了表彰、奖励;对满意度测评较差的60名村干部进行了批评教育、诫勉谈话和组织调整。这一工作模式大大调动了党员、群众参与村级事务的积极性,进一步加强农村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工作。
  常州市群众广泛参与城市管理,推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2010年初,常州市招募成立“我爱我家”城市管理“找差团”,常州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表和网民代表,从路容路貌开始,全面查找城市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和存在问题,并监督各项整改并监督验收。随着“公众参与、全民城管”机制的确立,“找差团”发展为“万人全面找差团”和“网络找差团”,市容和保洁管理、交通管理、环境污染整治、绿化管理、户外广告及文明行为5个“找差组”,几乎涵盖了城市公共环境、公共秩序的所有方面,促使政府工作人员更加关注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和城市生活的细微处,更加重视民生实事;同时,也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市民关注城市管理、参与城市管理的积极性和主人翁精神。
  三、常州市密切干群关系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现实启示
  多年来,常州市在密切干群关系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方面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形成了生动鲜活而卓有成效的经验和特色。它的现实启示是: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必须从实现权力运行透明化、利益表达畅通化、权益保障制度化、干群互信常态化等方面着手,密切干群关系化解基层社会矛盾,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一)依法制约监督,实现权力运行透明化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说明,干部手中的权力是受人民委托、为人民服务并受人民监督的。正确行使权力,让权力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历来是我们党高度重视的大问题。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就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12]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人民群众的民主法治意识和权利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对党和政府执政方式、领导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13]
  建立健全监督制度,对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权力运行进行必要的监督制约,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2010年,中央制定出台了《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明确了推进基层党务公开的重要意义、基本要求和主要任务。实行党务公开有利于体现党员主体地位,有利于广泛集中和及时反映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建议,有利于营造民主、团结、和谐的氛围,使广大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真正落到实处。多年来,溧阳市积极探索建立的民主决策流程“五步工作法”卓有成效。党务公开进一步拉近了基层党组织与群众的距离,畅通了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渠道,有利于使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支持和认同,消除误解,化解矛盾,赢得信任,而且可以在基层更好地树立起党的形象,保证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更加科学民主,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
  (二)倾听群众呼声,实现利益表达畅通化
  近年来,群众的民主意识和平等要求明显增强,对自身利益和社会事务表现出了很强的关注,由此产生了包括利益诉求、民主诉求和情感诉求等在内的多种诉求,而且表达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这些诉求,需要通过畅通的干群沟通渠道来表达。当前,群众利益诉求方式在合法性、公开性和透明性上还明显不足。特别是困难群体由于资源有限,合法渠道不畅,或者合法诉求表达成本昂贵,不得不采用施压性集体行动来宣泄利益诉求。“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14]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听民声、晓民意、知民情、重民生,是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密切干群关系的必然要求。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注重加强对各种形式社会矛盾的源头预防和治理,引导人们依法表达利益诉求和解决社会矛盾。常州市天宁区天宁街道陶沙巷社区的“民情流水线”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基层干部要经常深入到群众中去,增进与群众的感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与广大群众打成一片,提高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能力。注重顺应群众意愿、回应群众呼声,入心入脑地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实现利益表达畅通化。比如,常州市建立“人民调解员机制”,善于运用矛盾纠纷“大调解”、网络问政等现有平台化解矛盾,将矛盾有效化解在基层。
  (三)及时化解矛盾,实现权益保障制度化
  当前,做群众工作,拉近党群干群之间的距离,最紧迫的是要极力化解党群干群的矛盾、解决一些现实突出的问题。改革开放后,干群矛盾种类多样化,往往涉及计划生育、农村宅基地、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经济领域、民主政治权利、文化信息相关的权益等问题。干群矛盾客体主要包括物质利益、民主政治权利、与文化有关的权益、行为、观念以及事件。基层干部和群众在经济关系中发生的矛盾是一种利益矛盾;而围绕民主政治权利发生的干群矛盾是基于权力和权利发生的,权力源自权利,它是控制社会资源的能力,因此,这方面的矛盾也是一种利益矛盾。积极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努力维护群众权益,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必然要求。基层党委政府要制定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切实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重大工程项目立项和重大决策出台的前置程序,采取公示、听证等方式广泛听取意见,对大多数群众不理解不支持的事项暂缓出台,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针对征地拆迁、环境保护、劳资纠纷等重点领域的社会矛盾,认真研究源头化解的制度办法。比如,2006年10月,常州作为江苏调解工作的先进城市,积极开展了个人“调解工作室”试点工作,个人调解工作室由社区居委会直接管理,由该社区所在的司法所定期提供专业指导。2014年5月,常州市不断提高矛盾化解的能力和效率,率先在市级层面组建百名人民调解专家库。
  (四)赢得群众认同,实现干群互信常态化
  干群信任关系,既包括干部对群众的信任,也包括群众对干部的信任。而群众对干部的信任是干群信任的核心。党员干部无论从事何种工作,都离不开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这种信任和支持,实质上是一种认同。群众认同包含多方面内容,但主要的是利益认同、感情认同、理念认同。党员干部在这些方面获得了群众的认同,就能顺利有效地开展工作,就能形成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对于惠民政策和项目,还需要各级干部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做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真正让农民群众参与进来。“只有被信任者的行为符合信任者的预期,信任关系才可以确定。而在建立信任的过程中,不信任随时可能出现。”[15]各级领导干部对基层群众反映的矛盾和问题不回避、不推诿,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竭力为基层和群众办实事、解难事,真诚帮助群众化解生产生活中的困难,以惠民利民的实际成效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
  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衡量的最高标准是群众满意。“以良好党风带动政风民风,真正赢得群众信任和拥护”[16]。扩大群众的民主参与就是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实现干群互信常态化、制度化。制度信任以规范准则、法律制度的管束制约为基础,更能化解现代社会交往的复杂性。推进党内民主的一个显见的好处就是可以增强党员的主体地位,增强党员对党的信仰,增强党员发挥先进模范作用、联系服务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样,推进人民民主也可以增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政治认同,减少群众对党员干部的疏离感,增强群众对党员干部的亲近感。比如金坛市方便村的党员便民卡,架起了密切干群关系的心桥。
  当前中国社会处在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各种利益诉求增多,不同矛盾冲突加大,做好群众工作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密切联系群众的法宝不能丢。深入群众鱼得水,背离群众树断根。“基础不牢,地动山摇”[17]。如果基层党组织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党的执政能力就会大大削弱,党联系群众的优势就会丧失。基层党组织的角色决不是行政业务工作的助手,其工作的重点应该在联系群众方面,要以人民利益为重,关心群众的思想、生活和工作,通过广泛地联系群众,增强党的凝聚力,促进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的和谐发展。空谈,干群背靠背;实干,党民心连心。

王萍霞  赵天晟  陈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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